第102章 探寻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历史征程[2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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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;  nbsp除了派出部队，西南局还广泛发动群众，开展捐献飞机大炮活动。至1951年11月，西南全区城市中80%的人口和农村60%左右的人口都参加了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运动，3000多万人参加了抗美援朝示威游行，有4550多万人在缔结和平公约上签名，投票和签名人数已过西南人口大半，大城市中80%nbspnbsp90%的人口和农村70%左右的人口都签订了爱国公约。广大青年积极踊跃地报名参加志愿军，贵州省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6月，仅半年多时间，全省就有6万多名青年工人、农民和学生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。四川第一期在川东、川北区顺利实现扩兵9万人（其中川东5万、川北4万）。同时，四川人民向志愿军寄发慰问信共计79万余封；截至1952年9月，捐献慰问品共件、斤nbsp；向中国人民志愿军、朝鲜人民军、救济朝鲜难民捐款共89.05亿元。其中，川东7.41亿元，川南24.82亿元，川西48.94亿元，川北7.88亿元。廖苏华作为西南局妇委书记，积极发动妇女群众，为志愿军战士做军鞋、织毛衣，在后方全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。

    nbsp西南局还高度重视军工武器生产，多次组织召开会议，研究解决生产和运输中的问题，为前线提供了充足的武器装备，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。在西南局的领导下，西南地区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，一直坚持到美帝国主义在停战协定上签字。这场战争的胜利，不仅扞卫了国家的安全，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，而西南局和西南地区人民在其中所做出的贡献，将永载史册。

    nbsp六、迁徙成都，再启征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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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随着西南地区局势的全面稳定与国家建设战略重心的调整，1960年10月，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从重庆迁至成都，开启了一段承载着新使命与新挑战的奋斗征程。此次迁徙并非简单的地理转移，而是基于对西南地区长远发展的全盘考量——成都作为“天府之国”的核心，其深厚的历史底蕴、优越的区位条件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，更适宜统筹推进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。

    nbsp这一时期，西南局领导集体也进行了相应调整，形成了以李井泉为第一书记，李大章、廖志高、阎红彦、廖井丹、程子华、张国华等干部协同合作的领导架构。在成都宽敞的办公院落里，悬挂着巨幅的西南地区地图，上面布满了红圈、箭头与密密麻麻的标注，记录着决策者们对这片土地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。每天清晨，领导干部们围坐在会议桌前，讨论声此起彼伏，从攀枝花钢铁基地的选址论证，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前期规划；从川藏公路的改扩建方案，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改善计划，每一项决策都凝聚着集体的智慧与对人民的责任。

    nbsp彼时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，国家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，西南地区因其战略纵深优势，成为工业布局的关键区域年，一场改变西南工业格局的重要会议在攀枝花仁和区大田镇召开。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程子华与西南局书记阎红彦牵头，组织专家、学者和地方干部，深入研讨攀枝花工业区的建设蓝图。为了确定最佳厂址，李井泉多次带领工作组翻山越岭，在金沙江畔的荒山中实地勘察。面对“这里是否具备建设大型钢铁基地条件”的质疑，他坚定地表示：“再难也要啃下这块硬骨头，攀枝花的钢铁，关系着国家的战略安全！”

    nbsp在李井泉的推动下，数万建设者从全国各地奔赴攀枝花。他们住草棚、睡石板，在“白天杠杠压，晚上压杠杠”的艰苦条件下，用铁锤、钢钎一点点凿开坚硬的山体。廖志高则在后方积极协调农业生产，组织农民开垦荒地、兴修水利，保障建设大军的粮食供应。经过数年奋战，一座“象牙微雕钢城”在不毛之地拔地而起，攀枝花钢铁厂不仅填补了西南地区重工业的空白，更成为三线建设的标志性工程。与此同时，映秀湾电厂、龚嘴电站等重点能源项目也相继开工，推土机的轰鸣声响彻川西平原，工人们肩挑背扛，用汗水浇筑起西南工业的脊梁。

    nbsp在文化教育领域，廖井丹充分发挥宣传文化工作的引领作用。他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三线建设现场、少数民族村寨采风，将川剧、曲艺等传统艺术与社会主义建设主题相结合，创作出《红岩》川剧版、话剧《金沙江畔》等经典剧目。这些作品在西南各地巡回演出，场场爆满，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，又激发了人们投身建设的热情。此外，西南局大力推动图书馆、文化馆建设，成都街头的新华书店常常挤满求知若渴的群众；在凉山、甘孜等少数民族地区，新建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双语教学的推广让更多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，朗朗读书声回荡在青山之间。

    nbsp民族团结工作同样是西南局在成都时期的重点。张国华等干部深入西藏、四川藏区等地，严格贯彻党的民族政策，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，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。在康巴高原上，工作组帮助藏族群众发展畜牧业，引进先进养殖技术；在云南边境，通过建立民族贸易合作社，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和谐稳定。一系列举措不仅改善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，更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，维护了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。

    nbsp七、动荡岁月，艰难坚守

    nbsp然而，历史的进程总是充满波折。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暴席卷全国，中共中央西南局也未能幸免。李井泉作为西南地区的主要领导，遭到残酷批斗，被污蔑为“走资派”。在批斗会上，他尽管身心遭受极大摧残，却依然据理力争：“我问心无愧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西南的老百姓！”廖志高、廖井丹等领导干部同样被错误批判，西南局的办公场所遭到冲击，大量文件资料被损毁，许多重要决策被迫中断。

    nbsp但西南地区的干部群众展现出了顽强的韧性与坚定的信念。在攀枝花钢铁厂，工人们自发组成护厂队，日夜守护高炉，确保生产不停；在四川盆地的田间地头，农技人员冒着风险，在秘密开辟的试验田里继续开展育种实验；在地质勘探队，队员们依然坚守在深山，为寻找矿产资源默默奉献。尽管外部环境动荡不安，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项目仍在艰难推进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筹备工作在隐蔽状态下持续进行，成昆铁路的建设者们克服重重困难，在崇山峻岭间凿出了“奇迹之路”。

    nbsp这些坚守者中，有一位普通的铁路工人老张。他在成昆铁路建设中负责爆破作业，“文革”期间，工程指挥系统陷入混乱，但他和工友们约定：“只要还有一个人在，就要把铁路修通！”在物资短缺时，他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开山凿石；在面临山体滑坡危险时，他们以血肉之躯守护施工现场。正是无数像老张这样的普通人，用自己的行动守护着西南地区发展的希望火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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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nbsp八、历史传承，精神不朽

    nbsp1976年，“文革”结束，历史迎来新的转机。随着邓小平恢复工作，全国开始拨乱反正。曾在西南局工作过的干部们重新走上重要岗位，将西南局时期积累的经验与艰苦奋斗的精神，融入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。李井泉在平反后，依然心系西南发展，多次建言献策；廖志高、廖井丹等干部积极投身地方经济建设与文化事业复兴，为新时期西南地区的发展贡献力量。

    nbsp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重庆北碚缙云山的办公旧址，如今已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。20世纪50年代初期修建的三栋办公楼，经过修缮后焕然一新年，结合缙云山综合整治工作，这里启动了中共中央西南局历史陈列展、刘伯承在重庆历史陈列、贺龙在重庆历史陈列项目年11月23日，中共中央西南局历史陈列展（一期）正式开展，400余件实物、1000多张历史照片，通过实物展示、微缩场景、多媒体等形式，生动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

    nbsp展厅中，李井泉在三线建设时期使用过的笔记本、廖井丹修改文艺稿件的批注、廖志高关于民族地区发展的调研报告等珍贵资料，无声诉说着老一辈革命家的奉献精神。邓小平亲手栽植的“小平松”，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，枝繁叶茂、刚劲挺拔，象征着西南局精神扎根大地、生生不息。每逢节假日，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群络绎不绝，年轻一代聆听着西南局的故事，感受着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豪情。

    nbsp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历史，是一部充满奋斗与牺牲、智慧与勇气的壮丽史诗。从解放西南的烽火岁月，到建设时期的拼搏奉献；从动荡年代的艰难坚守，到新时代的精神传承，它所展现出的坚定信念、无私奉献、勇于担当的精神，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如今，当“成渝双城经济圈”建设如火如荼，当川藏铁路向着雪域高原不断延伸，西南大地上处处闪耀着新时代的光芒。但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西南局的精神始终激励着后人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，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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